日前，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官网显示，我国近期已正式向ITU提交新增20.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，覆盖14个卫星星座。这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。它既是中国航天厚积薄发的必然成果，更是对全球太空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担当。
尽管有声音试图将此次集中申报歪曲为“太空圈地”，但事实上，中国的申报行为始终锚定外空国际规则框架，是在国际规则范围内的合理战略布局。《外层空间条约》第一条明确提出，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，应由各国在平等基础上按国际法自由探测及使用，不得有任何歧视。ITU的频轨资源分配规则也是“先占先得”，根据登记顺序确定非规划频段的卫星频轨资源的优先使用权。因此，中国依照ITU既定程序进行频轨申报，为未来数十年航天发展争取合理空间，既符合国际规则，也是共同认可机制下的正当权利行使，体现了对国际秩序和外空合作协调的尊重。
当前，性能优势与稀缺性，让低轨轨道与频段成为外层空间的抢手资源。一方面，相比中、高轨，低轨卫星星座信号时延低、成本低、发射灵活度高，商业与战略价值都高出不少；另一方面，适合部署卫星的低轨空间和频率都是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资源。通常认为近地轨道仅能容纳约6万颗卫星，即便按50公里的星间最小安全距离算，最多也只能容纳17.5万颗卫星。而美国SpaceX的“星链”凭借先发优势，在轨卫星数量已超过9000颗，占全球已在轨低轨卫星数量的近六成。2026年初，SpaceX宣布将约4400颗星链卫星的轨道高度从550公里降至约480公里，与我国空间站轨道高度接近，带来显著安全挑战，并进一步压缩了其他国家的资源空间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20.3万颗的申报数量并不等同于最终实际部署量。由于卫星研制、火箭发射需要的周期很长，“大规模提前申报”是全球低轨卫星发展的普遍选择。例如星链组网申请了约4.2万颗，2021年卢旺达（背后为法国公司E-Space）更是一次性申请了32.7万颗，但至今尚未开展任何实际发射。ITU也规定，申报者需在7年内发射首星，并在随后7年内完成所有卫星发射，否则频轨资源将被收回。有业界专家表示，后续我国企业将根据技术成熟度、市场变化及国际协调进展，动态调整部署规模与节奏。这种兼具战略雄心与稳步推进的务实审慎态度，体现了对ITU规则的理解与尊重。
我国航天工业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与技术突破，正在为大规模卫星组网提供重要支撑。发射能力层面，可回收火箭等技术突破成为规模化降本关键，各航天发射场也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，扩容现有火箭发射工位，为规模化部署提供运力保障；卫星制造层面，多个智慧工厂通过智能化、模块化技术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甚至将单颗卫星的生产周期从6个月压缩至20天左右；核心技术层面，我国企业也在芯片、高端碳纤维等领域打破国际垄断，为卫星制造提供了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支撑。随着产能爬坡与技术迭代，我国航天体系完全有能力支撑未来大规模组网的战略雄心。
相比20万颗卫星的申请，一个更深刻的外空发展命题是：当低轨资源趋近饱和，如何在维护太空和平与安全的前提下，实现太空可持续发展？我国的诸多举措，为全球探索“发展与保护并重”的太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。
一是对太空碎片问题的重视。针对大规模卫星部署可能带来的轨道拥堵与碰撞风险，我国于申报之际便已启动多项应对措施，包括在卫星设计中搭载离轨帆装置，确保卫星完成任务后能主动脱离轨道；启动“星眼”星座计划，构建在轨航天器碰撞预警防线等。去年我国首次主动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（NASA）通报卫星碰撞风险，并明确提议“由我方实施变轨避让”，被称赞为“全球太空交通管理进程中的关键突破”，充分彰显了我国的技术自信与担当。
二是对太空军事化的坚决反对。《外层空间条约》明确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核武器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。我国此次申报的14个卫星星座，均聚焦通信、遥感、导航等民用领域，与美国“星链”卫星在俄乌冲突中承担的军事通信功能形成鲜明对比。
更重要的是，我国正以“太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推动治理规则升级。针对当前ITU规则“重申报、轻监管”的问题，我国一方面通过“国家队主导、民营队补充”的方式避免国内无序竞争；另一方面携手俄罗斯、巴西等国，提出“平等使用、共同治理”的近地轨道资源分配新方案，并积极推动构建“先评估、后部署”的监管机制。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，合作开发太空关键不在“瓜分蛋糕”的自私盘算，而在于如何实现高效利用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。（作者是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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